生活的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的长度伴随着社会的公平而来。贫穷的喀拉拉在发展中国家里力拔头筹。哪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大,哪里的人们就死得越早,巴西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一个较穷的巴西人要比一个喀拉拉的中产阶级挣的钱要多得多。
赐予人们长寿的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而是财富的均匀分配。同样,工业国的收入差异也显示了这一点。在瑞典和日本,收入的差异最小,虽然两国的社会和健康体制不同,但两国人民活得最长。相反,统计显示,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公正的不断增长,预期寿命也就越短。另外,德国在这两个范畴中均处于工业国家的中间地位。
在国际比较中,国民感觉最满意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最均衡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荷兰,就连在瑞士,贫富差距也比德国或意大利要明显地小。
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联邦州之间的一次比较。虽然美国优秀的医院均匀地分布,但是在同一联邦州里的平均寿命却不同,差距多达4年。北达科他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可期望活到77岁,相反,西南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民平均年龄则在73岁。这种差距既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也不是移民的来源;既不是贫困率,也不是香烟的消费量可以解释得了的;而且,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与因基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基本没有区别。谜底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路易斯安那州要比北达科他州高出50%。收入分配不公平州的公民较早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压力所致,是那种人们在对手林立的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压力。
在金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关系,虽然在某一门槛的一边,富裕几乎可以提升幸福,但是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才是决定幸福的因素。
过去30年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收入差距扩大,而最大的差距是在变革中的东欧。最痛楚的要算来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数字,在那里自1989年以来,死亡率提高了1/3,男性的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匈牙利1970~1990年之间死亡率提高了1/5。这一时期的匈牙利绝对不再贫穷,这些年来,它的国民收入翻了三番,但是,当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停留在1970年的水平时,富裕带来的好处也就太有限了。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只要不富裕的人的收入不下降,而富人更加富有,就伤害不到任何人。如果人们将存款数量作为惟一标准,那么该论点无疑是对的;如果人们关注幸福和健康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只要社会上的对立面不断增加,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就都有伤害。
(辛麦摘自《幸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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