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出门没带钱包,我决定混吃混喝一天,测验一下自己的魅力。
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要误课了。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惟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五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我一天要说九十九个‘不’,才说一个‘是’呢!……”她笑起来,有心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九块钱,下面就出现议论,说他一共只有两件衬衫,写作业用的一台老爷电脑是夜里从马路上捡的,常常闹伤风,得用棉被捂上才有点功能。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争气。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意大利人认为撒谎是人的次要弱点。他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他还是坚持要我的电话号码。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过分了,因为他眼神一下变得楚楚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芝加哥寂寞的异乡人,多情可以抗寒。
我打算徒步回家,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黄昏。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一步都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请我下车。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四枚硬币。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十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嘛?”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五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待,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我问:“在芝加哥身无分文,你会怎样?”他又静静一笑,摇摇头。到了我公寓楼下,我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十块钱,就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六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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