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巷子里，我看见他。
一圈一圈的人，坐在凳子上，围着一张一张桌子，低头工作。一条巷子，变成工厂的手工区。他把一条手镯放在桌上，那种镀银的尼泊尔风格的手镯，雕着花，花瓣镂空。桌子中心有一堆金光闪闪的假钻，一粒大概只有一颗米粒的一半大。他左手按着手镯，右手拿着一支笔，笔尖是粘胶。他用笔尖吸起一粒假钻，将它填进手镯镂空的洞里。手镯的每一朵雕花有五个花瓣，他就填进五粒假钻。洞很小，假钻也很小，眼睛得看得仔细。凳子没有靠背，他的看起来很瘦弱的背，就一直向前驼着。
男孩今年16岁，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问他从哪里来，他羞涩地微笑：“自贡，和父母来广州3个月了。”
“他们都以为来广州赚钱容易，”坐在男孩隔壁的女人边工作边说，“其实很难啊。才16岁，应该继续读书啊。”女人责备的语音里带着怜惜。
“做这个，工钱怎么算？”两个人都半晌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男孩说：“五粒一分钱。”他的头一直低着，眼睛盯着活儿，手不停。
“那你一天能挣多少？”
“二三十块，如果我连续做十几个小时。”五粒一分钱，五十粒一毛钱，五百粒一块钱，五千粒十块钱，一万粒二十块。一万五千粒三十块。
那手镯，在香港庙街和台北士林夜市的地摊，甚至在法兰克福的跳蚤市场，都买得到。我从来没想过，手镯，是从这样的巷子里出来的。
很想摸摸孩子的头发，很想。但是我只说了句“谢谢”，就走了。
巷子很深，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个收音机，正放着缠绵的粤曲，一只猫，卧着听。
（王春桃摘自《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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