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脂肪臃肿着我们的躯体，精神的脂肪锈蚀着我们的灵魂。夜未深，人已静，村支书在高音喇叭一吆喝，成年人都急匆匆听阶级斗争新动向去了。虽然这消息在偏僻小村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一勾弯月依然悬挂着天大的惊叹：永远健康的林彪永远失去了健康。
露珠闪着寒意，枣树枝上的蛐蛐凄切嘶哑。大头满脸不解地对我和二方说：“林彪这小子也真是，有馒头沾酱吃着还往外国跑啥？”
我和二方都一脸茫然。馒头沾酱是我们三人那时最高的生活理想。我们认为像林彪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吃馒头沾酱。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主食与副食理论上的关系，更不知道物质的恩格尔和恩格尔系数。只知道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两个大胡子外国人占据着我们精神的制高点，使我们从小就立志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知道恩格尔是近几年的事。他提出：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支出的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日常开支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此理论称为恩格尔系数。
人的智力是环境的产物。少年时的我似乎对吃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和天赋。那时，红色是我精神的主色调，也是我物质的主色调，红高粱和红薯气宇轩昂地占据着我家的灶台和餐桌。那时的副食就像林彪背叛毛泽东一样，总是遥远地背叛着我的胃口。而物质的胃口不管我精神上多么亲近红色，它总是很实用主义地向往白色——小麦和它衍生出的馒头、面条、烧饼等等。
田地里的小麦从播种到成熟收割，每个生长环节都牵动着我身体的生物钟。然而，小麦总是移情别恋，在我和乡亲们眼巴巴的渴望中变成了公社粮站的“爱国粮”，从而去填充城市的胃口或变成钢铁水泥高楼大厦，如一个童养媳，出落成标致的大姑娘时被迫嫁给了别人，那滋味让人心酸，但我于心不甘，就挖空心思占有它。
生产队的麦子和营养不良的我一样枯黄瘦弱。但我顾不了许多，强烈的占有欲促使我小心谨慎地爬在狭窄的麦垄间，尖尖的麦芒挑逗撩拨着我，似乎很乐意把它的最初权赏给我。我双手不停地揉搓着麦穗，香甜咀嚼着麦子还不太成熟的爱，心里享受着偷懒一样的快乐和刺激。这是我每天放学后为胃口必做的功课，虽然冒着被队长和老师批评的风险，但乐此不疲。后来大头和二方成了我的同伙，再后来许多同学纷纷效仿，我们像偷袭者潜伏在麦田，有时在同一块地出现了“风吹麦低见同学”的壮观景象。事情终于败露，作为始作俑者，我以破坏集体财产的罪名在全校大会做检讨，体内的那些麦子变成了一个少年屈辱的眼泪。
拾麦子是我力所能及万分喜欢的一项体力劳动。成年人挥舞镰刀对大片麦子屠戮收走之后，我们在敞亮豁达的麦田里打扫战场，寥寥无几的麦穗安抚着我们可怜的希望。为争一把麦穗，大头在村南麦田打掉了二方的一颗门牙。多年后看到米勒名画《拾穗者》时，心里热乎乎的。那麦穗不但定格在共和国的国徽上和名画里，也定格在一个农家子弟的心上。
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这是老师误导我们常用的一句话，要我们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生在红旗下不假，但我认为只有村支书这家的孩子才是长在蜜罐里，其标志就是他们在上学的路上拿着一个馒头边走边吃，那种炫耀的神情比现在富贵子弟上幼儿园坐大奔都张扬。那时口头上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心里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时，虽然生理上已沟满壕平，可一见馒头，心理上依然有着莫名的冲动。
最显现我在吃的方面智慧的一件事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时邓小平刚复出，学校上晚自习，崔大拐夜里提着马灯到学校卖烧饼，虽然他是贫农，可卖烧饼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也提心吊胆。烧饼香气阵阵诱着我们的口水，一毛钱一个，但一毛钱对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于是就琢磨如何不花钱能吃到烧饼。我是主谋，大头二方是同谋。我们抓住崔大拐年老眼花和怕包村干部的弱点，用玉米棒子皮铰成一毛钱大小，这天晚自习后，按照事先分工，大头和二方高喊包村班干部来了，吓得崔大拐马上吹熄了马灯，我忙跑过去递给崔大拐那“一毛钱”，说：快点吧，这是我从家里偷的钱，大人知道就买不成了。老汉接过“一毛钱”捏捏，说：还是张新票子。拿过烧饼后我们飞跑出去，一分为三。第二天崔大拐找到老师，老师调查后又找到我父亲，我父亲给了崔大拐一毛钱，给了我一顿拳脚。
读初中之前，我与豆腐的关系还是清清白白，我不认识它，它更不认识我。可我对豆腐的列祖列宗熟悉，黄豆黑豆绿豆豇豆扁豆。那时我们那一带的土地都让高产的高粱红薯霸占了，也只有这些低劣而大众化的东西能帮助集体去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也算平衡生态的一种手段。种植豆类较少。
不知什么地方豌豆大丰收，那年公社的返销粮全是豌豆，于是炒豌豆、煮豌豆、豌豆糕，一天三顿充斥着胃口，上学去时都是兜子里装几把炒豌豆，上课时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豌豆吃多了造成大肠气流涌动，气体排放声此起彼伏，男生都是憋着劲儿恶作剧制造轰动效应，女生都是悠着劲儿悄悄进行。一个女同学一时疏忽不小心排出一个炸响，全体哗然大笑，该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搬起凳子回家，不再卜学，多年后初中同学大都已叫不上了名字，却依然记得那个一鸣惊人的女同学。
那一阵子我对豌豆深恶痛绝，之后豌豆便退出我的视野，再见豌豆时是若干年后在城市的饭店里，此时豌豆已进入工业化程序，以绿色蔬菜身份出现在菜单上，虽然是豌豆苗，但一听豌豆二字，我条件反射，马上感到肠胃有空气蠕动，立即下意识地关紧了“后门”，生怕在公众场合制造出不雅的音响效果。恨屋及乌，我从不点豌豆苗这道菜。
支农是“开门办学”的必修课，每年都挥汗如雨帮助学校所在的村收割小麦。火爆的太阳榨着汗水，水成了补充体能和逃避劳动的最好借口。我和同学徐和平腰别镰刀到村里找水。供销社倔驴脾气的售货员二麻子横躺在门市部的门口鼾声如雷，旁边伙房的门虚掩。悄悄进去，一瓢凉水灌胀了肚子。灶台边塑料盆里绿葱和白色块状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小葱拌豆腐，徐和平说着伸手抓了一把放进嘴里，我心虚地向门外瞟了眼，手也伸向了塑料盆。第一次与豆腐相见，就是这样狼狈，当时心急火燎并未感觉出特别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