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问苏拉:“爸爸,等我到了天堂,也会这么孤独吗?”苏拉说:“到了天堂,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天使。不过,天堂很冷,我们都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结识图穆卡,是在和乌干达本地员工的一次家庭舞会上,那时我刚被派到海外两个多月。派对设在一家中国餐厅的后花园,十几个本地员工及其家属都是清一色的黑人。他们率先聚到场地中间起舞,身体的扭动与口中的欢歌结合得天衣无缝,怪不得连毕加索都称“非洲人是天生的艺术家”。大家都受到了感染,纷纷加入到翩翩起舞的行列中。
刚来的这段时间我的语言不流利,业绩不突出、生活不习惯,心情一直处在低谷。我愁眉苦脸地贴墙坐着,与欢歌笑语的气氛格格不入。
“你怎么不去跳舞,不开心吗?”不知什么时候,旁边多了一个身穿白色公主裙的女孩,卷卷的头发扎成很多股小辫子,有些辫梢点缀了贝壳,黝黑的皮肤衬先着美丽而真诚的大眼睛。交谈中,我得知她叫图穆卡,才十二岁,是个孤儿,我的黑人同事苏拉是她的养父。她一边说话,一边情不自禁地随音乐的节拍摆动脑袋。
见我有点心不在焉,图穆卡像个大人一样,关切地把小手放在我的额头试体温。“我很好,只是工作上有些小问题而已,别担心。”我握住她的手,心底是隐隐的感动。她从一根辫梢上解下一枚精致的紫贝壳,放在我的手心,坦诚地注视着我:“也许它能让你开心点儿。”
那次舞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图穆卡。那枚紫贝壳也被丢在抽屉里,渐渐淡忘。
苏拉一连迟到了几次,主管问起来,他每次都说女儿病了。我们在一边偷偷发笑:黑人就是笨,连编谎话都毫无创新。人事部门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苏拉再迟到一次,就要将其辞退。苏拉终于不再迟到,除了有点魂不守舍,工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那个月底,他竟然得到了主管奖励给他的几万先令(约合人民币几百块钱),他眼含热泪地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我们知道,这是他给予我们的最高礼遇了。
他的妻子帕莉把方正的院落打理得干净整洁,还特意砍下一整枝的香蕉放在大门口,表示对贵客的最热情的欢迎。推开屋门的刹那,我们都愣住了,长凳上由大到小坐着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其中就包括图穆卡,她似乎很憔悴,嘴角生出几颗疱疹。一看到我,图穆卡高兴地走上来牵住我的手,我弯下腰想拥抱她,苏拉竟有点紧张地将她拉开了。
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特产饭蕉,还喝了好几杯帕莉自酿的香蕉酒。大家谈笑风生,相处得像一家人。我开玩笑地问:“是哪个孩子经常生病啊,我可略通医术,让我瞧瞧好不?”
图穆卡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是我,不过你可能救不了我,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
“啊?!”几乎所有在座的中国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包括我。我环抱着她的手臂倏地渗出冰冷的凉意来。
图穆卡知趣地领着比她还小的妹妹退了出去,席间一片死寂。
苏拉红着眼圈给我们讲述了图穆卡的悲惨遭遇:她的父亲是个十足的恶棍,并不知道自己已在花街柳巷染上了艾滋病,酒后照样对图穆卡的母亲拳脚相加并强迫她和自己发生关系。不久,图穆卡降生了,医生判断她大概能活到十几岁。她四岁时父母相继死去,好心的苏拉收养了她,发誓要让她在爱的氛围里度过短暂的生命。
然而,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小图穆卡不可能得到正常人的快乐。为了增强免疫力,她每天都要吃四种不同的药片。在学校里,老师常朝她喷洒各种消毒水,同学做游戏不让她靠近,邻居也禁止孩子和她交往……她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在屋外大树的垂藤上荡秋千。
她曾问苏拉:“爸爸,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是不是也躲着我,我也会这么孤独吗?”苏拉倍感心酸地吻她的额头:“只要你勇敢地挑战病魔,到了天堂,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天使。不过,天堂很冷,我们都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大家无声地抽泣,我几乎无法把那个曾给我试过体温的女孩和故事里的孩子联系起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刚要抱图穆卡时苏拉会阻止,他是怕不了解艾滋病的人有忌讳。
屋外传来两个女孩子的欢声笑语,她们在树藤上荡秋千,衣裙随风飞扬,那么满足,那么阳光,她看不见死亡的阴影,对世界充满发现的惊喜和探索的向往。
从那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带图穆卡去市中心玩儿。与初见她时没什么不同,她依然那么天真、开朗、善解人意,尽管面临巨大的病痛,她却能时常记挂别人。
一次,我在超市给她买了一小桶品客薯片,她吃了几片就盖回去。我问:“你不喜欢吃薯片?”她笑笑,不吭声,用裙角把桶身擦了又擦。下午一到家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小桶,把薯片分给哥哥和妹妹,还特意给苏拉和帕莉留了几片。她回过身对我说:“一直都是他们把快乐分给我,这次轮到我分给他们。”我摸摸她毛茸茸的脑袋,向她承诺,下次给大家一人一桶,我也想尝尝分享快乐的滋味。
图穆卡有点臭美,喜欢在小辫子上装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贝壳、彩珠、纸片、绿石头、红丝带,有时会把玫瑰色的三角梅别在耳边扮海报上的明星。我心血来潮,教她如何把三角梅碾成红泥染指甲,后来才发现她的小黑手配有颜色的指甲一点都不好看。我笑她,她也不恼,还索性把脚趾甲也染了。
还有件奇怪的事,在她所有的贝壳里,再也没见第二颗紫色的贝壳。我好奇地问她,她平静地告诉我,那晚送给我的,是她最珍爱的唯一的一枚紫贝壳,因为那是一位意大利女医生送给她的。女医生来自国际援助艾滋病患儿基金会,她不但送给图穆卡很多免费的药品,而且用心理治疗帮她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她听说图穆卡最大的愿望是看大海,就自费带她去了东非最美的海滨城市蒙巴萨。图穆卡被大海震慑了,她想到,大自然是如此地波澜壮阔,而人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既然人人如此,那还有什么好恐惧的呢?一年以后,女医生病情恶化、奄奄一息,图穆卡方知她已身患癌症多年。临死前,她送给图穆卡这枚很稀有的紫贝壳,让她带着自己的祝福乐观生活,挑战艾滋病,直面死亡。
我把那枚非同寻常的紫贝壳交还给图穆卡时告诉她:“你比它更让我感到开心,可它对你却意义深远,好好保存它,记住医生的话。”
图穆卡的书包里藏着一张她的亲生父母的照片,揉得皱巴巴的,图像也很模糊。我试探着问:“你恨他们吗?”
“爸妈去世时。我觉得我迟早和他们一样,像牲畜那样被打骂受虐待,最后在没人理会的角落作别世界……可苏拉爸爸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亲情,女医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奉献,今天的你又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友谊——这一切还不够吗?上帝给我的够多了,我感激这一切,我会尽力长久地开心地活着。要知道,在这个国家,很多得艾滋病的孩子连一片药都没吃过,就无声无息地死了……”
我曾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杀伤力能比得上艾滋病,它可以把一个人从精神到肉体全盘掌控,像吸血鬼那样将人的活力和斗志吮吸殆尽,直至万念俱灰,成为行尸走肉。然而,年幼的图穆卡却面对曲折的遭遇,用强大的精神和毅力对抗着不治之症。她不曾控诉,不曾呻吟,反而对生命满怀感激,试图用快乐感染他人,如同游曳人间的天使。
这个黑人小姑娘沿途撒下的尽是隐忍美妙的花种,它们必将绚烂整个世界。(www.shamo.net)